1609年，荷蘭人是第一個將茶葉進口到歐洲的商人，但是到1700年代后期，在國家壟斷的支持下，英國東印度公司主導了所謂的“廣州貿易”。在其18世紀的黃金時代，茶象征著中國文明在世界上的卓越地位。

歐洲貴族和資產階級將其迷戀為一種獨特的亞洲商品，東方的很多異國藝術品，包括瓷器和絲綢，以一種更廣泛的流行方式被稱為“中國風”。而茶種蘊含的那種古老質感，使歐洲的年輕列強十分敬佩并試圖模仿。

在18世紀的整個過程中，英國普通家庭的茶消費量增加了五倍，利潤猛增。對茶的需求如此強勁，以至于推動了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市場的建立，其茶稅占到了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一，從而支撐了英國向南亞的擴張。正如東印度公司的審計長在1830年宣布的那樣：“經濟完全取決于中國貿易的利潤。”

到18世紀后期，英國殖民地官員開始將印度的鴉片走私到港口城市廣州。道光皇帝（1820年至1850年統(tǒng)治）試圖對毒品實行長期禁令時，英國官員和商人以捍衛(wèi)貿易自由的旗幟宣戰(zhàn)。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1839-42年）的勝利下揭開了今天在中國被稱為“屈辱的世紀”的序幕。簡而言之，茶推動了大英帝國的發(fā)展，卻導致了清朝的長期衰落。但是我們說，茶又有什么錯呢？

中國種植茶樹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了，這是茶葉先輩精心打造的自然產物。然而，英格蘭以堅船利炮和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的優(yōu)勢參加了世界競賽。對于歐洲帝國和近代亞洲的學者而言，通常承認的一點是-隨著西方的崛起已經必不可免-中國茶葉貿易退縮了。

但是，實際上，鴉片戰(zhàn)爭后的茶葉貿易依舊參與了資本主義的歷史。縱觀北大西洋的世界，尤其是在19世紀的中國茶區(qū)，茶葉貿易的發(fā)展依舊靈活且具有全球特色，在中國的腹地，我們發(fā)現(xiàn)資本的積累既不依賴于技術創(chuàng)新，也不依賴于特定的階級關系，而是依賴于全球競爭的新的社會邏輯。畢竟，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實施的中國通商口岸制度并非意味著茶產業(yè)的消亡，從某種程度上說，反而是它的擴張。

在19世紀余下的時間里，隨著來自歐洲大陸和美國的購買者的加入，茶葉出口的增長甚至更快。到20世紀初，茶葉貿易的就業(yè)人數（包括農民家庭，婦女，兒童，季節(jié)性工人和搬運工，遍及農村和港口）比中國任何早期的城市產業(yè)都多。在印度，錫蘭，日本，臺灣和荷蘭東印度群島甚至出現(xiàn)了競爭性產業(yè)。當大多數歷史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地方時，中國茶業(yè)的規(guī)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增長的更快，盡管海外糾纏不斷。

中國的茶葉貿易實際上是中國進入全球貿易的切入點。茶被直接和間接地交易，性質很像鴉片，秘魯銀，加勒比糖，英國紡織品和緬甸大米。這種活動構成了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分工，這種全球性的分工也以充滿活力和新穎的方式重塑了中國的農村。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西方有關專家將中國視為前資本主義社會。他們通常將“資本主義”等同于工業(yè)化和創(chuàng)新，例如煤動力發(fā)動機，鋼鐵廠以及化學和機械工程的進步。這些技術突破使“西方”與“其他”地區(qū)區(qū)分開來，正是由于它們在中國以及亞洲大部分地區(qū)的缺席，才使其成為“資本主義者”。

而且，隨著商人和農民繼續(xù)使用傳統(tǒng)工具和技術，19世紀的中國茶葉貿易似乎證實了這一觀點。唐朝的和尚是第一個定期出售茶的群體。早期的方法是勞動密集型的，例如將葉子包裝成蛋糕或將其磨成細粉（如今在云南普洱茶或日本抹茶中幸存的方法）。根據20世紀的相關專業(yè)人員的說法，生產的第一階段包括農民家庭（主要是婦女），她們采摘葉子，然后輕輕烘烤以防止過度氧化。然后，他們用大麻袋把茶葉運到當地市場，和討價還價的商人交易。商家在自己的臨時車間中完成細加工過程，有時也從鄰近地區(qū)雇用季節(jié)性工人，以執(zhí)行篩分，碾壓，烘烤和包裝的任務。這實際上是有資本主義精神的。

著名的歐洲工業(yè)革命歷史學家戴維·蘭德斯（David Landes）提出了技術創(chuàng)新的觀點，并聲稱“帝國主義是中國提高生產率的動力這一點‘是未知的’”。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在自己的《 時間革命》（1983年）一書中指出，相對于歐洲，中國沒有可精確測量和調節(jié)生產率的機械鐘表和計時裝置。

歷史向我們表明，我們不需要特定的前沿技術就可以發(fā)現(xiàn)“資本主義精神”的普遍性。鴉片戰(zhàn)爭后的中國已經是這種情況，中國是一個商業(yè)化的農業(yè)社會，正迅速致力于為新的全球工業(yè)市場創(chuàng)造生產力并與之競爭。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中國茶區(qū)實際使用的特殊計時方法，盡管這些方法遠非最先進。

1810年，阿繆爾·鮑爾（Amuel Ball）曾擔任東印度公司在廣州南部港口的檢查員。盡管他從未親眼目睹過茶葉的生產，但他從線人那里得知，在安徽農村，管理人員使用一種特有的，看似異國情調的計時裝置來調節(jié)茶葉的生產：香爐里的棍棒以固定的速度緩慢燃燒。棍棒有各種尺寸，但通常設計為可持續(xù)40分鐘。這與古代世界其他地方的沙漏和水鐘使用的原理相同。在近代中國，香也被用來調節(jié)采煤和農田灌溉的時間。

鮑爾（Ball）在他的《 中國茶的栽培和生產的歷史》（1848年）一書中寫道，中國茶商使用燃香來確定茶烘焙各個階段的時間。他寫道，“焙烤的時間”是通過一種稱為“熏香”的東西進行調節(jié)的。為什么在制茶過程中必須跟蹤時間？這與加勒比海地區(qū)新生的大型工業(yè)食糖種植園有很多共同點。據美國人類學家西德尼·明茲（Sidney Mintz）說，兩個因素解釋了這些大型生產的時間規(guī)律。首先，產品變質之前，需要被加工。其次，種植者感受到了市場競爭對降低生產成本的壓力。

由于茶葉是易腐爛的產品，因此茶葉的質量取決于及時的烘烤，篩分和碾壓。商人出于保護最終產品的質量而考慮監(jiān)視這些任務。時間不再是精制茶的被動功能，現(xiàn)在時間可以主動調節(jié)勞動力。

最初，制茶者關注的是制作出最好的產品，也就是說，他們專注于茶的消費。后來，商人將使用時間來調節(jié)活動，以最大化產量。計時不再是茶提純的自然過程。相反，現(xiàn)在的時間用于調節(jié)雇工的活動。正如蘭德斯的描述那樣，這并不是出于工業(yè)本身的、盲目工業(yè)化的“忙碌”，而是提高人類勞動生產率的明確沖動。

管理人員將工人推向了身體極限，甚至超越了極限。茶烘焙師“被要求靠在爐火上”，“那里的陽光和爐子都聚集在工人身上”。有人將1930年代的屯溪的茶廠形容為“蒸籠”，并指出：“由于勞動太辛苦，工人有時會因中暑而倒下，以致死了?！?/p>

為什么商人這么努力地驅趕工人？競爭。

到19世紀末，茶葉出口激增，在1886年達到2.95億磅的峰值。然而，價格早在1860年代末就開始下跌，這反映了中國茶葉生產商的供過于求。港口開放后的最初幾十年中，茶葉商人姜耀華的父親將茶葉業(yè)務從廣州遷至上海，在那里他苦苦掙扎。他寫道：“家族企業(yè)正處于危機之中?！?/p>

世紀末，印度東部和錫蘭茶園的新競爭也破壞了中國的貿易。起初，商人不知道是什么打擊了他們。到1903年，上海的一份報告表示：“錫蘭現(xiàn)在生產的茶葉如此之多……這使中國經銷商更加難以出售其商品”。面對諸如此類的競爭對手，姜耀華和其他茶葉商人正在尋找可以削減成本的措施。

從黃昏到黎明，最慢的工人將被困在油燈下整理茶葉。

武夷山的承包商每天都會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宣布集體抽煙。休息期間，采摘者將籃子移交給包頭，包頭稱重并當場記錄。通過停止采茶，茶師傅確定了“投入”的基線數量，用于衡量每個工人的“產出”，并進而衡量其相對效率。他們仍然有簡單有效的方法來獎勵摘下最多茶葉的工人，并懲罰最少的工人。采工工資是根據效率原則確定的，有細致的規(guī)定和明確的獎懲措施。同樣，無需機械鐘表即可將這種新穎的生產率機制強加于工人。

到了晚上，工人們從睡眠中醒來，被送到室內工廠，在那里他們整夜都在烘焙，滾動和篩選。再次，管理者根據速度獎勵和懲罰分揀員。一個快的工人可以在一班中挑出七籃，而一個慢的工人只有四個。然后，第二天的室外采摘工作又將重新開始。

根據新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現(xiàn)代資本主義只能在土地，勞動力和原材料的完全異化和商品化，即共同財產私有化和諸如農耕，奴隸制等較舊的社會制度的瓦解中才能發(fā)展。人們認為這些步驟對于培養(yǎng)現(xiàn)代的工業(yè)時間感（在機械鐘中充分體現(xiàn)）以塑造工業(yè)生產和工作條件是必要的。然而，在中國的茶葉貿易中，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植，而作坊則在私人住宅內經營。工人要么是無薪家庭成員，要么是季節(jié)性雇用的工人。中國茶葉生產的現(xiàn)實與傳統(tǒng)的新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共識（源自歐美歷史經驗）背道而馳。

這些來自茶葉貿易的景象告訴我們，19世紀中國農民的日常生活已經受到市場邏輯的熏陶，遠遠超過了當代人的認識。因此，盡管清朝官員如福建省省長勸誡他們放棄市場并重返自給自足的農業(yè)生活時，這些家庭并不接受，為了生存，他們需要為市場生產產品，并進而與其他許多國家競爭。

糖和棉花由非洲奴役的非洲人種植，紡織品由受脅迫的年輕女性紡制和編織，鴉片則由負擔過重的巴特那農民提供。這些生產力的提高是通過毆打，鞭打和監(jiān)視不自由的勞動力而贏得的。

英國種植者大衛(wèi)·克羅（David Crole）在他的《茶》（1897年）一書中指出：與20或30年前相比，苦力現(xiàn)在完成的工作要多得多。種植者和監(jiān)督者通過巧妙的組織策略，贏得了這些生產率的提高。

由于亞洲各地的不懈努力和轉型，茶成為繼水之后，世界上消費最廣泛的飲料，這種狀態(tài)從未被打破。

全球化的最近幾十年已經清楚地表明，資本主義的擴張歷來是不均衡的，并且依賴于阻力最小的途徑，使用手頭上可以找到的任何技術、材料和人員。如今，全球勞動分工不僅包括資本密集，縱向整合的公司，而且還包括特別是在后殖民世界中，勞動密集型工廠的水平網絡，其形式與早期的中國茶坊十分相似。

正是由于其勞動強度，與上世紀中葉相比，這種用于汽車，紡織和電子產品的工廠出場的產品被證明更便宜，更靈活并且更能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環(huán)境。這些策略無疑助長了20世紀后期的東亞的“崛起”。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講一個更具綜合性的故事，那么一個有價值的出發(fā)點就是認識到中國乃至更廣泛的亞洲是18世紀資本主義在歐洲誕生的旁觀者。

注：內容來源企鵝號-左岸方言，信息貴在分享，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lián)系刪除